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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那时他才32岁。 我与东西年纪相仿,都是“文革”之初出生的人,他长我一岁。愚钝如我,籍


东西成名很早。1998年,他的《没有语言的生活》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那时他才32岁。

我与东西年纪相仿,都是“文革”之初出生的人,他长我一岁。愚钝如我,籍籍无名之人,之前对东西的作品不算陌生,这两天来宾书城举办“广西人读广西书”活动,我“躬逢其会”和大名鼎鼎的东西先生近距离“接触”,对他才有了一点点真切的认识。

眉目清秀,鼻挺嘴阔,棱角分明。这是东西在外形上给我的最初印象。

作为当代广西文坛“三剑客”之首、“文学桂军”主将,东西的作品,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学的先锋派。他的小说,文字简洁而不失犀利,情节刻画而少造作,魔幻与现实交织,荒诞和变形合体,到处潜伏着象征、隐喻、黑色幽默的身影。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多年来东西小说已形成了一种“极其冷峻”的叙述风格,并深深烙上一种特质,那是只属于东西独有的文学表达方式,成为其作品的“标志性”东西。

我读东西,始于他在1996年创作的《耳光响亮》。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有评论说,这部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了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两代人的心灵史。诚然,小说以炼狱式的场景再现,白描式的语境重塑,讲述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一个普通人家命运几经沧桑变幻的离奇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故事中的“我”是个“红旗下的蛋”,名叫牛翠柏,有一个哥哥叫牛青松,还有个姐姐叫牛红梅,父亲叫牛正国,母亲叫何碧雪。身高“一米六七”的“我”,在时间的逆流中向读者倒叙了20年来发生过的种种悲辛往事。

小说一开篇,就写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1976年。那一年,东西十一岁,我才十岁。阅读这部小说,仿佛自己也成了这个小说中的“我”,因为我同样有着与“叙述者”牛翠柏一样的经历。我们都曾参加过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曾在伟人巨幅画像前悲戚默哀三鞠躬。炎炎烈日之下,哀乐声中,人头攒动,茫然失神的表情,不知所措的惶恐,站了几个小时才跟随疲惫的人群鱼贯而入,登上临时搭建的大舞台。一排排肃立在伟人巨幅画像前的我们,懵懂无知的少年,忽然听到身后发出一阵喧嚣声,回头张望,才知追悼会现场倒下几个瞬间哭晕抑或中暑的年轻妇女,我和身边几个同学莫名其妙,偷偷发笑。所幸当时没有谁来呵斥和责备我们,对于自己年少时曾有过如此“大不敬举动”的愧疚,多年以后忆起,阴霾仍挥之不去。

而小说中的“我”——牛翠柏却没有当年的我那么幸运,在追悼毛主席的会场上,因为看到一个“神经病”的猥亵举动,他禁不住发笑,被母亲扇了一巴掌。描写这段情节,东西使用了一句非常富有通感和质感的词语:“我用双手捂住左脸,疼痛在我的掌心跳来跳去。”类似这样的句子,小说中随处可见、俯首即是。

从《没有语言的生活》开始尝试并成功,东西擅长把一群或几个有特殊关系的人物投置到某个特定的场景、某种特定的时空,由此演绎出一个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也必定带上了某种独特甚至绝妙的文学意味。《耳光响亮》依旧保留着写作《没有语言的生活》的隐喻姿态,只是语言表达更加开放、随心所欲,甚至肆无忌惮。以一种俯瞰人世间的姿势,呈现了一个作家所能到达的某种写作高度。

当年,现实中有血有肉的父亲牛正国失踪了,而“我们并没有把父亲牛正国的失踪当一回事。我们包括我的姐姐牛红梅,我的哥哥牛青松”。也在同一天,精神上的父亲——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我们同样没有太大的反应,姐姐牛红梅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想溜出去跟男朋友约会。

东西曾提及《耳光响亮》的故事背景,“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在我的眼里,父亲是权力、是上帝、是主宰……但是由于他的权力至高无上,所以他也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牛翠柏一家所有成员遭遇的所有不幸,也都是因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失父”而起。

日渐长大、内心迷惘的哥哥牛青松,不曾放弃找回失踪父亲的希望,然而却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牛青松、牛翠柏两兄弟,在东西笔下,总是以“我们”共称,这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写作手法。而作为姐姐牛红梅,更具有象征意味,她的遭遇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她才是小说真正的第一主人公。仿佛某种宗教里的圣徒、一个“受难者”,她的人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波折与不确定性,从理想到现实,从精神到肉体,她遭遇了所有女人都不愿遭遇的苦难与沉沦。作者试图通过对牛红梅这个角色的塑造,完成“迷惘的一代”挣扎煎熬的心灵史。

如果把失踪的父亲牛正国当做一种荒谬虚无的意识象征,那么“继父”金大印这个角色则是一个强大的物质象征,它用金钱和财富堆砌而成。牛青松牛翠柏兄弟俩,曾经极度仇视夺走了母亲的“继父”,甚至不惜以牺牲姐姐的肉体为代价,试图抗拒继父的存在,然而他们没有成功。岁月流逝,世事变幻,最后心中仍抱着一点希望的牛青松也死去了,剩下的“我们”也全都屈服在现实中“继父”的淫威之下。

“我”虽未死去,但内心的仇恨与怨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精神早已麻木,节操也碎了一地。到后来,为了一己之利,竟将姐姐牛红梅推向“继父”金大印的怀抱。小说到最后,是“继父”金大印和姐姐牛红梅签订结婚合同的桥段。这个由母亲和“我”共同炮制的荒诞情节,作为小说收官阶段的高潮部分,也折射出了人生结局真相的荒谬与扭曲。

在深秋的风里,有灵魂、有思想的头脑清醒异常,却无法挥去心中的悲凉。直到最后,东西才让读者在他貌似冷峻与淡漠的叙述中体味到些许悲天悯人的情怀。

时间的河流告别了迷惘的岁月,又流入沉沦的时代。从物质贫穷的年代突然来到一个追逐物质金钱的年代,灵魂才挣脱出精神桎梏,转眼又陷入欲望漩涡。

母亲何碧雪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曾经打在“我”的脸上,让“我”感到火辣辣地痛,而读出了作者深意的人们,也会感觉到一个“无形之手”,打在每个人的心上,也同样是火辣辣地痛。

只是,阅读这部作品,我们也会暂时失去了对家庭温情的体味,会被小说字里行间不时透出的无情“冷硬”刺痛,由此而失去了阅读所应有的愉悦感。小说中的“我”对母亲的描述自始至终是“失敬”的,“我”通过偷看姐姐的裸体而萌生“性意识”,误将姑姑抱上床,母姊被“继父”并娶等情节,多少突破了人性禁区,挑战了伦理底线。我以为,这部小说是犯了“禁忌”的,无形中已损伤了文学本身不可颠覆的审美性和伦理性,尽管瑕不掩瑜,最终还是与矛盾文学奖擦肩而过,也并非无缘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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